青春的末代帝國

當下這個時代，當別人都忙著掙錢、忙著進行各種殘酷的生存斗爭時，你如果像《大話西游》里的唐僧那樣突然呼喊“下雨了，大家要收衣服啦！”是不合時宜，甚至會被人嗤笑的。笑的人盡管去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會站在歷史進程的某個角落，冷冷地看著這集體的瘋狂和集體的無意識。這些人懷著唐僧式的婦人之仁，飽含對一種集體命運的終極關懷。你選擇翻一翻這本小書，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婦人之仁為孔子所不齒。因為婦人之仁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還因為不能忍于愛，所以亂大謀。朱熹說：“婦人之仁，不能忍于愛；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亂大謀。”

我承認站在角落里突然蹦出來嚷嚷，是有些婦人之仁。因為我忍不住，因為又有終極關懷的愛。這回我忍不住，是在于我在課堂上的一個令我驚異、悲憤和憤怒的經歷。當我把如此重要的課題講給學生聽的時候，居然看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個女生明目張膽地“悍然”繡著花！是的，她在繡花。那一剎那間，所有的情愫都涌上心頭，我明白了為什么憤青們吵吵嚷嚷要跟東邊那個島國再干一場，明白了為什么很多人在空喊全球化的時候卻并不理解我們自己的身份所在，更明白了為什么晚清以來的民族情緒總是不能處于一種合適的發展軌道上。

因為我不是君子，所以依我這個婦人之仁的脾氣，自然是要說道說道那些匹夫之勇的事情了。因此，看官且莫嗤笑，先做到婦人之仁PK一下匹夫之勇，就已經是我們的萬幸了。

無視歷史和用情緒代替對歷史的反思，是全球化時代我們面臨的真正危險。

有感于此，我深深懂得讀歷史是在情感和理智之間進行搏殺的一個過程。比如，從情感上而言，我們很難接受慈禧這個人；但是，從理智上而言，誠如馬基雅維利所說，君主必須具有獅子的勇猛和狐貍的狡猾。所以，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往往從道德的角度評是不夠的，相反，政治人物只能從政治的核心問題即權力斗爭的角度去評價。但是，對道德的偏好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對晚清人物進行好人和壞人的劃分也是情理之中。

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便是從政治本身的角度去看，由于自馬基雅維利以來的政治已經偏離了亞里士多德所謂“良好的政治是為了城邦的善”的坐標，現代政治本身的非道德性本質已經成為評價所有當政者的新的起點或者前提。那么，在這里再強調晚清政治人物本身是否是好人，是否是壞人，就顯得多余了。

因此，我嘗試用一種新的角度去看待晚清政治人物。這個角度就是人的角度，即：從其生活和經歷的角度，試圖解讀那段似曾相識的歷史。

因為歷史和現實的驚人相似性，導致時人均以學習晚清人物為時髦，故有“做官要學曾國藩，做人要學胡雪巖”之語。然而，可能沒有多少人真正參透曾國藩和胡雪巖們的人生之價值。要么是學到了曾國藩的權術謀略，要么是只看中了胡雪巖的官商勾結，而對于他們的為人之精神，很少加以理會。同樣的，晚清涉外關系給我們也留下了學習的遺產。然而，我們往往陷入一種先入為主的民族挫折感和受害者情結，或者用一種概括性的僵化視角看待整個晚清七十年的涉外關系，而對那時身處中西沖突中人物的真實命運關注不夠。

閱讀晚清涉外人物，如果你學到了權謀和官商勾結，是讀到了第一層次；如果你走出了一種受害者情結，那么是讀到了第二層次；如果你試圖走進這些人物的生活，并且感受到一種從總體上而言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是第三層次了。

在我們以熱情飽滿的姿態擁抱全球化時代的時候，在似是而非的崛起的時候，飄飄然的我們似乎并不在乎逐漸凸顯的身份迷失的問題。我曾經呼喊走出晚清，旨在呼吁擺脫一種民族整體意義上的受害者情結和復仇心理。然而應者寥寥。

于是我反思走出晚清的真正途徑是什么。這途徑絕對不是忘記，或者對歷史的有選擇的記憶。真正的走出，是要用理性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回顧那段歷史。那就是說，我們還要走近它，看個明白，才能最終擺脫它的影響。用黃仁宇的話說，歷史具有一種“長期的合理性”。因此，翻閱晚清的對外關系，是連接古今的橋梁。

本想輕松地創作一種方式—— 生活本身就太沉重了， 不是么？ 但是，面對真實的歷史，冷冷的看客，也許代表了最合適的一種態度。

一個失去俠膽決死之風上千年的帝國，到了晚清，突然間曇花一現地出現了一幫人，他們既非疲于奔命，也非垂死掙扎；他們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一種民族宿命，他們要改變那種竊以為是自宋代以來國民性中逐漸積累的悱惻的弱文人的氣質，做一回大丈夫。這是勇氣和理性的回歸。

勇氣和理性的回歸，就是人性的回歸。所以，如果我們首先把這些人看成是普通的人，那么，離真正的走出晚清也就不遠了。

西方沖擊到來之時的晚清帝國，人們在古老的土地上沉思。的確，土地是古老的， 但是， 真正快速作出反應的， 仍然是末代帝國的青年人。戲劇和電視劇中多半把晚清名人扮演得或胡子拉碴，或老態龍鐘。其實左右了晚清乾坤的許多著名人物，無論是造反派，還是改革派和革命派，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大多年紀輕輕，就已經創立了一生之大事的根基。而且其中多人，竟然是沒有取得進士功名，甚至連舉人、秀才都沒有取得的“白衣”（古時未仕者常穿白衣，故代稱無功名之人）。可見，那是一個并不年邁的時代。